第三季中国考古大讲堂第三期

探源中华文明，赓续历史文脉。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第三期邀请到中国考古学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莫多闻主讲《环境与中华文明起源》，揭示自然环境对中华文明起源及其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影响。

讲座内容摘录如下。

自然环境及其演变对于人类社会及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中华文明起源地域和时间、发展模式、发展动力、文化特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启动以来，将自然环境及其演变同文明起源与发展关系研究列为重要内容。研究团队对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开展多次大规模野外调查和古环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认识。

中华文明起源的地域、时间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为什么最早在黄河、长江、西辽河三个流域兴起？为什么都会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兴起？研究发现，文明起源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环境适宜的较大区域、较高的人口密度、发达的经济技术。发达的经济技术方面，农业是最根本因素。狩猎采集、畜牧业等经济条件下，难以形成较大密度的区域人口，缺乏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化的基础，文明起源形成时间必然要晚于农耕经济地区。

我国西北地区气候干旱、青藏高原地区高寒缺氧、东北北部较为严寒，上述地区农业起源较晚，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缓慢，难以成为文明早期起源地区。华南地区气候湿热，动植物资源丰富而人口增长缓慢，农业发展动力不足，此外该地区平原较少，乔灌木植物繁茂，水患较多等都是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因而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有冲积平原，灌溉便利，雨热同期，适宜水稻种植，稻作起源时间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及西辽河流域广泛分布土质丘陵和台地，拥有较好的气温和降水条件，适合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黄河流域偏南的一些区域如淮河流域，则成为旱作和稻作混合农业区。距今8000年前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及西辽河地区农业和新石器时代文化获得初步发展。距今8000—6000年为全新世大暖期，气候长期温暖湿润，上述区域农业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得以长足发展。距今6000年左右，在农业发展和人口增加的基础上，这些区域先后开启向文明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

浙江余姚施岙遗址古稻田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与自然环境因素密不可分。中华文明经历多地起源走向统一的发展历程，这种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及其同自然环境的关系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中华文明多地起源建立在多样化的自然环境基础之上。史前各地环境条件差异显著，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比西辽河地区的年均气温高近10℃，长江下游地区的降水较甘青地区高约1000mm。各地地貌、水文、土壤、动植物等自然条件各异，导致不同地区生业模式、居址建筑及文化特征存在显著差别。从空间距离来看，中华文明早期起源地区南北东西跨度上千公里，各文化区分别拥有范围广大的地理区域，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空间距离构成区域间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制约因素。各区域文化虽有交流但以独立发展为主，文化面貌各有特色。

中华文明统一体形成与自然环境联系密切。首先，各地区具有相似的、雨热同季的季风气候，均有适于农耕的气候、土壤条件，种植农业成为各地区主要生业经济基础。其次，各地区相互邻近，具有通达便利的地貌条件，利于交流联系。三是中华文明起源地区同域外早期文明起源地区空间距离遥远且存在显著的地理阻隔，因此中国史前文化始终以内部交流为主，为日后统一的中华文明形成奠定基础。

中原地区的环境优势让其在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逐步居于核心地位。以黄河中游为主的中原地区，降水量较高，如遇降水波动性降低情况，仍可支撑旱作农业发展；中原地区旱作农业和聚落分布区以黄土丘陵和台塬地形为主，受河谷洪水影响小，利于人类文化持续发展。该地位置居中，范围广大，通达便利，有利于形成区域强势文化并向周边辐射文化影响。距今7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以及距今5500年前的庙底沟文化曾强势发展，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强烈影响，为日后统一的中华文明形成奠定文化基础。

各地区环境特征及其变化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距今5000—4000年，中原以外的各文明起源地区，由于气候变化、水环境变化、文化整合条件差异等因素影响，区域文明先后呈现衰落或停滞趋势，或在大区域文化整合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进而被纳入以中原华夏文明为主导的统一发展轨道。（1）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降水量减少至维持旱作农业的极限，农业文化难以为继；黄土地区的沟壑、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等成为阻碍区域文化整合的重要因素。（2）西辽河地区，同属于气候脆弱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气候干凉化以及沙地扩张是红山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3）黄河下游海岱地区，西北和西南都属于泛滥平原，受海面上升影响洪水频率增加；鲁东南高比例的稻作农业受气候干凉化影响较大；因区域规模较小等因素影响，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开始出现衰落。（4）长江下游地区，辽阔的低海拔平原具有水环境的脆弱性。距今4200年前后，海面有所上升，河流洪水与海潮共同影响下洪水频发，导致了良渚文化的衰落。（5）长江中游江汉—洞庭湖区域的中部低平原地区，一直受到水环境制约，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主要分布于地势较高的平原地区。距今4000多年前，由于气候变干和低平原地区水患加剧的双重影响，本地石家河文化衰落，中原地区文化南下成为该区域后续发展的主导文化因素。（6）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是在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中游文化影响下开启的文明进程。由于区域相对较小，位置偏于一隅，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波动性增强的趋势。中原地区由于前述独特的环境优势，在距今4000年之后，率先进入王国文明阶段，历经夏商周的发展和扩张，逐渐将各早期文明起源地区纳入统一的中华文明发展轨道。

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于良好的环境基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起源发展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对此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说明。一是环境多样性孕育的文化多样性，本身具有更强的适应力与生命力。二是中原在本地区文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在引领发展方向、促进衰落地区复兴、推进和维护文明统一诸方面发挥核心和支柱作用。三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如此广大地区为主体形成的文明，其本身博大具有较强稳定性。某些历史时段虽有外围族群入主中原，但并未改变中华文明的传统，最终融合到中华文明体系之中。四是中国同域外其他地区古代文明从地理环境上处于遥远和相对隔离的状态，不存在其他地区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和替代。

文明起源进程中古代都邑兴废与环境存在密切联系。研究表明，文明早期起源与发展进程中，古代都邑的兴建、使用及废弃同环境的关系可以从三方面说明：第一，古代都邑性聚落形成或废弃的直接原因是区域人类文化兴盛或衰落的结果，而区域文化的兴盛与衰落与环境变化有密切关系，即自然环境通过影响区域文化的兴衰而间接影响都邑的形成或废弃。如环境变化是良渚文化兴盛或衰落的重要原因，因而也成为良渚古城形成或废弃的间接原因；第二，都邑性聚落或古城的选址，主要考虑所在文化区域中的位置以及交通条件、地貌条件、水资源和水文环境等因素，如陶寺城址所处地貌（当时并未形成深切沟壑的黄土台塬）和水资源条件在临汾盆地中是最有利的位置；第三，古代都邑的建筑方式与气候、建材资源等有关。如多雨的长江流域以堆筑方式为主，北方地区以版筑方式为主，石峁古城的石砌城墙与当地石材丰富有关。

自然灾害对文明早期起源形成有着不同程度影响。长江下游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进入洪水频发期，可能成为良渚文化衰落的主要因素，黄河上游、西辽河地区以及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气候干旱事件对这些区域人类文化兴衰演进和文明进程产生显著影响，河南郑州地区仰韶文化末期、龙山文化时期都曾发生过地震事件，也对当地聚落和文化产生过破坏性影响。

来源：国家文物局